他曾是香港街头那个声嘶力竭、扬言“以死相搏”的“港独大佬”，煽动热血青年，叫嚣外部干预，以为抓住了改变香港的“理想之火”。然而，当港区国安法靴子落地，这团火迅速熄灭。如今，他流亡异乡，身无分文，为区区两万港币续签费在网上乞讨。这场自导自演的“悲情英雄”戏码，以最狼狈的方式收场，揭示了他所谓“理想”不过是个一戳就破的肥皂泡，留下的只有自己的狼狈和一地鸡毛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生于香港，他本该是坐享其成的幸运儿。然而，家里的空气却与窗外的繁华格格不入，弥漫着父母对现实的种种不满，以及对早已远去的殖民时代一种不切实际的怀念。这种偏颇的家庭环境，像给一株尚在萌芽的幼苗浇灌了畸形的养分，想长得端正都难。
据说，他的父母对“末代港督”推崇有加，字里行间总流露出只有英国人那套才是香港“正道”的论调。年幼的心灵是一张白纸，大人在上面描绘什么，他就信什么。久而久之，他对海峡对岸那片土地的印象，自然蒙上了一层偏见。
这种从小耳濡目染的观念，在香港社会风起云涌的示威游行中找到了土壤。在他家，这些活动往往被解读为“争取进步”的正义之举。
等到他开始接触互联网，各种极端思潮，尤其是那些公开鼓吹“香港独立、自立成国”的论调，像剧毒的迷魂药，精准地射向他这样一个世界观正在成形、又缺乏辨识力的少年。那时的他，将这些荒谬的主张视为“理想之火”，相信它们能改变香港的未来。
紧接着，家里的变故更是雪上加霜。金融危机的冲击让家庭经济一落千丈，父母的婚姻也随之破裂。他跟着父亲，连个安稳的住处都没有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巨大的落差感和生活的不确定性，很容易将人推向偏执。
他将所有的不幸，一股脑儿归咎于外部环境，归咎于政府，甚至归咎于整个社会架构。他觉得香港要“完了”，得靠他们这些所谓的“仁人志士”挺身而出，与内地“切割”，才能保住香港的“特殊性”。甚至荒唐地认为，投身于“港独”事业，能治好他的抑郁症，因为这让他贫瘠的人生，仿佛找到了一丝“意义”。
有趣的是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，年仅十八岁的他，据说还曾为国家队摇旗呐喊。那时的他，或许内心深处还有那么一点点对“大一统”的认同，或许还相信能够通过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达诉求。据说他出门也注意形象，避免粗言秽语，试图经营一种“文明抗争”的人设。那是一个尚存幻想的阶段，他以为理想可以通过体面的方式实现。
然而，现实的骨感很快磨平了他最后一点耐心。他先是加入了公民党，一个相对温和的泛民政党。结果发现，派发月饼、组织联谊这类活动，根本无法满足他那种改变社会的急切心情，也无法填补他内心的巨大空洞。他想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想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弄潮儿，而温和路线显得如此缓慢而无力。
反倒是2013年激进分子冲击驻港部队营区、2014年的非法“占中”运动，让他看得热血沸腾，觉得这才是“真格的”，是能够“干大事”的方式。那些街头冲突、与警方对峙的场景，似乎比议会里的辩论更能点燃他内心的火焰。他开始觉得，失败不是因为方向错了，而是因为“还不够极端”。
非法“占中”结束后，他非但没有反思，反而坚信只有走激进路线才有出路。于是，他退出了公民党，开始在形形色色的激进组织之间辗转，试图寻找一个能够让他“大展拳脚”的平台。
从早期的“本土民主前线”，到后来的“青年新政”，他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碰壁，始终无法挤进核心圈层，更别提掌握话语权。这些组织的内部倾轧和权力斗争，也让他倍感失望，却未能让他看清自身的问题。
屡屡碰壁的挫败感，让他内心的偏激情绪愈发膨胀。他开始公开赞美暴力，吹捧那些在公开场合发表辱华言论的跳梁小丑，将他们奉为“同道”中的楷模。
为了博出位，为了不再受制于人，他干脆“自立山头”，在2018年拉起了“学生独立联盟”和“香港独立联盟”两面旗号。他还炮制出“香港独立、以死相搏”这样煽动性极强的口号，试图将更多热血但缺乏判断力的年轻人绑上他的战车，成为他实现野心的“炮灰”。
为了刷存在感，他带着人跑到英国驻香港领事馆外请愿，声称《中英联合声明》被违反了，甚至荒唐地催生了什么“香港归英运动”，试图唤起宗主国的旧梦。在立法会审议《国歌法》的公听会上，他不顾一切地再次打出“港独”旗号，结果自然是被直接驱逐离场，狼狈不堪。
他还跑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门口“哭诉”，声嘶力竭地唱衰香港，乞求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。他似乎觉得，只要嗓门够大，姿态够低，动作够出格，就能引起国际关注，就能成为“港独”势力中那个最耀眼的“大佬”。然而，现实的困境如影随形：经费从哪里来？活动场地在哪里？能召集多少人？这些实际问题始终像一座座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2019年，香港社会被一股狂躁的戾气笼罩。陈家驹伙同黄之锋等一干人等，鼓吹所谓的“勇武”抗争，背后据称有英美及“台独”势力的资金输血。他们冲击立法会大楼，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，在街头打砸抢烧，将香港推向了混乱的边缘。
香港警方依据法律将其逮捕，控以非法集结等罪名。那段时间，他似乎终于尝到了做“风云人物”的滋味，尽管是以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方式。
即便在获得保释、本应夹着尾巴的时候，他也没闲着。利用保释期间相对宽松的行动自由，他偷偷跑到台湾，妄想和“台独”分子建立更紧密的勾结，共同制造事端。然而，即便是台湾当局，也对他这种极端的货色有所忌惮，最终将他拒之门外，让他再次碰了一鼻子灰，显得无比尴尬。
然而，这位在人前口口声声为了香港要“以死相搏”、一副悲情英雄模样的“大佬”，私底下的生活却又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景象。
有媒体曝光，他在短短两年内频频更换女友，私生活相当混乱。这种混乱而放纵的个人生活，与他在公众面前苦心经营的那种为理想牺牲一切的“烈士”形象，形成了巨大反差。那层苦心经营的“画皮”，开始渐渐剥落，露出了内里真实而俗气的面貌。
港区国安法出台的隆隆鼓点，敲响了他自以为的“抗争”生涯的丧钟。陈家驹明白，那层苦心经营的“画皮”再也遮不住了，他该找个地方躲起来了。他精心策划了潜逃路线。
2020年6月4日，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，他从香港国际机场登上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。要知道，当时正值全球疫情高峰，荷兰的入境限制非常严格，他一个没有任何外交豁免或特殊通行证的人，能够如此顺利地离境并入境荷兰，背后显然有人替他打通了关节，为他铺就了逃亡之路。他被“自己人”抛弃的时刻，或许从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，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意识到。
逃亡海外后，陈家驹一度还想在异国他乡继续扮演那个“抗争领袖”的角色。他先是流亡荷兰，后来又辗转到了英国，据说藏身在一个距离伦敦约八十公里的小镇上。这个小镇，在香港回归前，曾是不少卸任的英国驻港官员荣归故里后的落脚点，陈家驹藏身于此，倒也颇有些历史的讽刺意味。
刚到英国时，他依然在社交媒体上声嘶力竭地叫嚣，鼓吹香港人继续“以死相搏”，仿佛自己还是那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“大佬”。然而，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他向英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，却被直接拒绝，吃了闭门羹。
带来的那点钱很快就花光了，语言不通，没有任何专业技能，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，只能靠打零工度日，干些最底层的体力活。即便如此，他也屡屡碰壁，遭受当地人的歧视，尝尽了人情冷暖。
到了2022年，这位曾经在香港街头“叱咤风云”的“港独大佬”，彻底沦为了弃子。他的“价值”已经被榨干，对于那些幕后推手而言，一个流亡海外、身无分文、没有影响力的“前领袖”，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了。
他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，变卖最后的尊严，哭诉自己签证快过期了，连区区两万多港币的续签费用都凑不齐，可怜巴巴地希望得到捐助。回应他的，却是寥寥无几的敷衍和昔日“手足”的冷嘲热讽，甚至有人公开指责他私吞捐款。
从一个在香港街头试图呼风唤雨的“人物”，到一个在异国他乡为两万港币续签费发愁的落魄者，陈家驹用自己的人生，上演了一出荒诞的悲喜剧。他所追求的那个“港独”梦，那个他自以为的“理想国”，最终像一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，看起来很美，却一戳就破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
他以为逃离了香港就能获得自由，就能海阔天空，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个被自己思想囚禁的小囚笼，跳进了另一个更大、更冰冷的现实囚笼，而他早已失去了飞翔的能力。如今的他，恐怕连后悔的念头都变得奢侈，只能在异乡的街头，独自吞咽自己“作”出来的苦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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